银川文学类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四部新书发布

       3月11日下午，由银川市委宣传部、银川市文联主办的“银川市2015年文学类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新书发布会，在银川市新华书店书城店举行，唐荣尧的纪实性散文作品集《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闵良的长篇小说《大河上下》、王佩飞的长篇小说《高宅》以及王兴国的长篇小说《黄河从咱身边过》同时发布。

       2015年6月，银川市出台《银川市重点文艺项目扶持办法》，为我市文艺事业健康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根据《办法》要求和市委宣传部的文件精神，全市文艺界于当年8月向市重点文艺项目扶持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了项目的申报，其数量达百余项，其中文学作品（长篇小说和纪实文学），共13部。按照市重点文艺项目扶持奖励工作领导小组指示，市文联邀请区内著名作家学者担任文学作品的评委，并组织了以推荐、讨论投票为主要方式的评审。

       后经领导小组审定，最终确定唐荣尧的《贺兰山部立着的史诗》、王佩飞的《高宅》、王兴国的《黄河从咱身边过》、闵良的《大河上下》4部作品成为首批文学作品扶持项目，每部作品给予3万元的资金扶持，用于编辑出版，4部作品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和宁夏银报印务有限公司完成设计印刷、出版等工作。

      《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是宁夏本土作家唐荣尧历时10年多推出的一部纪实性散文作品集，作者从历史、文化、物产、民俗等方面，立体、完整地介绍了贺兰山。

      《大河上下》是新消息报记者闵良系列长篇小说“家国三部曲”的第二部，作者通过对过往生活的追忆，讲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发生在闵家湾人身上的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反应了闵家湾翻天覆地的变化，进一步展现了闵家湾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

       王佩飞的长篇小说《高宅》讲述了主人从一位失去双亲的少年成长为抗日民族英雄的坎坷但颇具传奇的人生，以文学作品的方式阐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理。

       王兴国的长篇小说《黄河从咱身边过》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展现黄河岸边某一回族村落风土人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

      （来源：《银川日报》）

  2015年6月，银川市出台《银川市重点文艺项目扶持办法》。银川市文艺界于当年8月向该市重点文艺项目扶持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了项目的申报，其中文学作品（长篇小说和纪实文学）共13部。后经银川市重点文艺项目扶持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最终确定王佩飞的《高宅》、闵良的《大河上下》、唐荣尧的《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王兴国的《黄河从咱身边过》4部作品进入首批文学作品扶持项目，每部作品给予3万元的资金扶持，用于编辑出版。

3月11日下午，4部书的新书发布会在银川市新华书店书城店成功举办。新消息报记者闫晶对作者们分别进行了采访。

 王佩飞，江苏泗洪人，中国作协会员，灵武市作协主席，银川文学院签约作家。发表中短篇小说等300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塬上》《儒仁的图腾》《高宅》，中短篇小说集《日子的味道》《血融》等5部。作品获宁夏文艺奖、《草原》文学奖、贺兰山文艺奖、广东第四届期刊优秀作品评奖一等奖、《黄河文学》双年奖等奖项。

《高宅》讲述了主人公从一位失去双亲的少年成长为抗日民族英雄的坎坷但颇具传奇的人生，以文学作品的方式阐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理。

  新报记者：请您谈一下《高宅》依托的历史背景。

  王佩飞：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不甘屈辱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高宅》依托这一真实的时代背景、历史事件，以故人故事和故乡，构建了小说的框架，将写悬念、写人性、写担当作为小说的主旨，努力使其成为一部关于仁义与邪恶，关于家仇与国恨的作品。

  新报记者：您从一开始的构想到这部作品面世，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

  王佩飞：2005年仲秋的一天午后，在彭雪峰烈士陵园，我看到一面烈士墙，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烈士名字，还有许多烈士连姓名也没留下，只有三个空荡荡的方块。此时天正落雨，我的心里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如同满天的阴霾，格外压抑和沉重。离开陵园时，已近傍晚，细雨绵绵，西面阴沉的天穹里绽开一缕缕阳光，陵园里的松枝花草上滚动着水珠，放射出晶莹的亮光，那么璀璨耀眼。我突然想到，要表现阳光的灿烂，并非一定要去写太阳。伟大的抗日战争，其实也是一场人民的战争，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不惜散尽资财，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地雷战，地道战，雁翎队，全民动员，说到底，是中国的老百姓在和侵略者抗争。于是，我决定写一部成子湖地区民间的、普通百姓的抗日故事，发现梳理、真实还原这块土地上被时间遮蔽的一些人和事。

  确定了创作的原则，我竭尽可能地搜寻查找追踪这方面的素材，了解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有一户兄弟三人的大户人家，为了防土匪，在河边土墩上建了一座五丈高的碉楼。一次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鬼子打来时，三兄弟和村里几个青年坚守碉楼，用两支汉阳造、几杆土枪和砖头碎石与鬼子鏖战一个时辰，打死打伤了十几个鬼子。后来鬼子调来大炮，才攻下了这座碉楼。三兄弟老大的头被鬼子砍下，挂在村口的大树上。我被这些尘封的往事强烈震撼，深深感动了。我要创作的作品脉络訇然清晰起来，三兄弟的碉楼化作一座巍然高宅，耸立在我的面前。

  新报记者：书名《高宅》有什么深意？

  王佩飞：“高宅”是一个意象。高宅虽然毁于日军炮火，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高宅和它的主人朱光裕的悲剧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讲，高宅不仅仅是一座宅圩，它更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高宅”，是任何敌人也无法战胜的。

 王兴国，回族，宁夏银川市人，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已发表短篇小说50多篇，随笔和诗歌近百首共60多万字。2015年被银川市文联及韩美林艺术基金会授予“银川市草根文艺家”称号。现为宁夏作协会员，银川市作协理事，银川市文学院院聘作家。

 《黄河从咱身边过》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展现黄河岸边某一回族村落风土人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

  新报记者：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王兴国：这部《黄河从咱身边过》我最终定稿为20万字，故事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写吴千、杨万、王忆三家人最初的创业经历；第二部分主要描写本篇小说的主人公吴阿旦从磨难中警醒，心智逐步走向成熟的人生历程；第三部分主要描写吴阿旦在土地经营上结出了硕果，在收获土地承包红利的同时，也收获了爱情。阿旦成功了，他的经营理念很有推广价值，他的人生也更具传奇色彩。

  新报记者：这本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时难度大吗？

  王兴国：这部长篇的头3万字是一年前写的，当时由于缺乏自信，写写停停。到2015年2月底，与李进祥老师聊起我写的这个半拉子长篇，他鼓励说，写吧，写好了发过来，看能否申报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但我心里还是打怵。进祥老师说，试试看吧，正好也验证一下你这个东西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往下写。我觉得这样也对，等于让全国一流的专家免费为我鉴定稿子。于是我听了进祥老师的。后来，这本书顺利入选了四部文学类重点作品的扶持项目。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认可了自己的劳动成果。

  新报记者：您的生活经历对写作影响大吗？

  王兴国：宁夏文学圈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是农民，半生的时光都是在田地里度过的。因此我写起农村题材的小说就显得比较轻松，人物故事都是现成的，很多东西生活早为我提炼好了，而我要做的，就是将他们串连，让他们在文字里鲜活起来。我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在漫长的文学探索之路上，尽可能保留一些个性中的东西。在这部小说中，我没有刻意去标注时间，而是用事件和背景来揭示时间，让读者从阅读中去感知那些故事都是哪一年代发生的。我已将一幅农村生活的画卷展示给大家了，是否生动、感人，期待读者朋友的评说，特别是农村读者，我相信读者定能从中捕获一分久违的真实。

         唐荣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个人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想》，西夏学研究专著《王族的背影》《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西夏史》等。还著有《宁夏之书》《青海之书》《内蒙古之书》《中国回族》《人文黄河》《大河远上》《山河深处——对宁夏平原的人文解读》《贺兰山》等书。近年在《中国国家地理》《中华遗产》《国家人文地理》等刊发表作品。

     《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纪实散文集）——是宁夏本土作家唐荣尧历时10年多推出的一部纪实性散文作品集，作者从历史、文化、物产、民俗等方面，立体、完整地介绍了贺兰山。

        新报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为“贺兰山”立传？

       唐荣尧：2013年冬天，我以纪录片《贺兰山》的编剧身份，一直在贺兰山周围考察、取景、拍摄，这座身披积雪的山脉，依旧巍峨峻立，没有一丝睡意地容我在它的肌体、腹地纵越。那一年，是我对贺兰山最集中阅读的年份，我目睹了它无言的物与景，也体察了它两侧民众或粗犷豪放、或精致优雅的生活。那种天授与民守的生活，就像山间的泉水，年年月月地流淌过不同历史时期。遗憾的是，2014年春天，我因为担任央视大型历史纪录片《神秘的西夏》的编剧与撰稿工作而进京，使纪录片《贺兰山》的拍摄工作一度耽搁。但这本书的基本体例与纲要，还是承惠于最初的《贺兰山》剧本大纲。

       新报记者：古往今来，描述贺兰山的作品很多，您的这部作品最区别于他人作品的特点是什么？

       唐荣尧：十多年对贺兰山的亲近与走进，我发现，它是一本被忽略得很久的厚重之书。每次走近，就是一次新的认知，仅仅在2016年上半年，我就4次横越绕行或半绕行，其中一次在戈壁中车爆胎，一次在临近北至点的乌兰布和沙漠中车陷沙海。无论是昔日进山放牧者，还是今日的护林员，无论是大老远择季赶来采摘蘑菇者，还是如科兹洛夫那样的探险家，走进贺兰山者，既满怀探秘未知世界的好奇，又出自灵魂与心灵栖息或者生活的需要。我也不例外，只是我将这种需要的出口，变成了这本书。

       记者身份让我在本书的书写过程中，依然保留了很多新闻叙事的痕迹。同时，我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不是让这本书变成游记，而是力图符合中学语文参考书中对“第一人称”文体的要求：使文章更具真实性、故事性，更生动形象，更具体地体会“作者”的心情。

       新报记者：这本书里写了什么？读者应该怎么去读？

       唐荣尧：从上亿年的贺兰石形成到万年间的凿刻岩画，从千年间袅袅不断的礼佛香火到百年历史风云中的王爷府，然后再到几十年前的“三线”企业落地；从唐帝国和吐蕃王朝在此立界，到上山采摘蘑菇、搬运石头的古老劳作现场，以及消失于风沙中的驼道运盐场景，我努力追寻的，不仅仅是传承的或遁迹的生活场景，更是一座山赋予这里的历史。这是一本试图从自然、历史、人文等方面全景展现贺兰山之美的书，极力想给读者展现两条并行的秘境之路。这两条路，一条通向神奇、瑰丽、纯净的大自然；一条充满人文地理和人文历史交融处的传奇。沿着这两条路拾阶而上，会在内心涌出惊叹与迷恋、珍视与敬畏。亦如我每次进山或离开时，会面对贺兰山，恭恭敬敬地磕一个头。除了对它的自然资源与人文历史的挖掘，我想，这也是我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我争取将依山而居的民众之品质与精神，通过对茶碗里放一把盐，雕刻一方小小的砚台、晾晒一地枸杞、采挖一根苁蓉、冒着生命危险在雨季上山采集一朵紫蘑菇的描写，或者通过对大块烤肉、大碗喝酒等细节的挖掘展现出来。一些在机械化时代依然秉承着手工完成的劳动、生活场景，给我，也给读者铺就了一条通向神秘、瑰丽、修行和信仰的路。这一切，给这个大量依靠复制的时代，提供了当下国人最宝贵、最稀缺的品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延续，对自己生活图景的自信。

      闵良，四川隆昌人，70后。在巴山蜀水中长大。199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曾在固原师专（现宁夏师范学院）任教半年，后在新消息报社工作，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已出版长篇小说《生死百年》，时评集《生而自由》，散文集《一片禅心》等。

     《大河上下》（长篇小说）是新消息报记者闵良系列长篇小说“国家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为《生死百年》），作者通过对过往生活的追忆，讲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发生在举人湾人身上的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反映了举人湾翻天覆地的变化，进一步展现了举人湾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

       新报记者：《大河上下》是你的第四部作品，我知道在此前你还出版过《生死百年》《生而自由》《一片禅心》，这些作品间，彼此有什么联系吗？

       闵良：《生而自由》只是时评和杂文集，算是我的职务行为——我在新闻岗位上，经常要写些评论。《一片禅心》是小品文（实际上我也不知道算什么类型，姑且这么说吧），算是玩票性质，偶有所感，信手拈来。真正让我付出极大努力的是《生死百年》和《大河上下》。8年前，我打算写“国家三部曲”，从个人视角出发，记录、反思百年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重大事件。《生死百年》是第一部，《大河上下》是第二部，第三部刚刚开了点头。

       新报记者：好像有点大，让人摸不着边际。

       闵良：我喜欢看战争片，常常就想，后人无论使用怎样的科技手段，都无法还原当年数百万军队同时厮杀的场面，可是，电影名字为什么还叫《淮海战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呢？那是因为导演觉得自己抓住了要害。我称为“国家三部曲”，也有许多朋友反对，有人说不如叫“家国三部曲”吧，国家太大。但我始终坚持我的判断，我认为我选取的历史事件，就是抓住了要害。

       新报记者：那你怎样让读者从你的作品中，读到“国家”，而不是“家国”，甚至个人？

       闵良：我把故事安置在四川一个叫举人湾的偏僻山村，通过我和我的祖先感知到的重大历史事件，来体现这个国家艰难的跋涉过程。主要是从事件的选择上来体现国家的。以前不断有读者问我：“你写的这些都是真的吗？真的在举人湾发生过？”我就说：“举人湾只是一个虚拟的场景，故事绝对在中华大地上发生过。大家透过故事能想起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好了，放下书能够有所思，就更好了。”

       新报记者：能讲讲生活经历对你写作的影响吗？

       闵良：我生长在天府之国四川，但我的童年（40年前）充满了饥饿和苦难。长大后我就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最后我发现是“国家的错误”导致的，这个“国家的错误”，既包括上边的错误，也包括下边的错误。我把这些思考写出来，就是想给世人提供思考和借鉴。

       新报记者：你的写作受哪些作家或风格的影响较多？

       闵良：我不知道。实际上我读书很杂，长篇小说看得不多，四大古典名著中，《红楼梦》我就看不下去，一直没有读完过。我没有崇拜的作家，只有崇拜的作品，比如余华的《活着》非常好，但他的《兄弟》就不好，让我就没法崇拜他。

       新报记者：您在新消息报社负责公益版块，组织实施了很多在宁夏有影响力的活动，事务繁忙又兼写小说，您是怎样做到的？

       闵良：工作再忙，也是8小时之内的事儿，晚上时间很充足呀。尤其现在用电脑，打字很快的。我试过，思绪无碍时，一小时能写2000-3000字。如果真的“下笔如有神”的话，一个月写五六万字，一年下来能写六七十万字作品哩。所以，“没有时间写作”是伪命题，有没有能力和才华才是真的。我写这两部作品，加起来才40万字，而且长达7年，那根本不算个啥。

       新报记者：能否透露一下你以后的创作计划？“国家三部曲”第三部会是什么样子？

       闵良：我不是专业作家，写作只是业余爱好，所以也没啥创作计划，且走且看吧。但“国家三部曲”是要完成的。国家的现实和走向问题，本质上是文化问题。我这里说的文化，不是指造了多少电影，选出了多少榜样模范人物。所以，第三部，我可能要设计一些故事，来讲文化问题。